過去一年多，久不久便要對美國人講解香港所發生過的事。以下是我的「標準答案」，歡迎大家給我一點意見。一，為甚麼英國人沒有讓香港人有民主？早在 1947 年，總督楊慕琦已經提出香港的政改。但在那個時空，隨著國共之爭的結果越來越明確，當時的代議政制改革不是沒有風險。從當時的角度，誰知道中共奪權後，會否在 1950 年代透過當時潛伏在香港的地下黨人，以滲透方式一步步接管香港？澳門的情況就是這樣。另外，有人說是接任楊慕琦的葛量洪將政改擱置，但如果翻查當時的立法局討論紀錄，就會見到反對楊慕琦計劃的，其實是香港本地的華人領袖。在同一個時空，英國其他的殖民地，相繼獨立自治，唯獨香港沒有，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韓戰爆發，香港忽然出現了特殊的戰略地位。可以說，近代香港是冷戰的產物。有些人說英國人出賣了香港，我認為倒不如從 1970 年代冷戰中後期說起。當時美國為牽制蘇聯，拉攏中共並作出了若干讓步，令台灣失去了聯合國的地位，也令到香港和澳門失去了主權自決的選擇。...
過去一年多，久不久便要對美國人講解香港所發生過的事。以下是我的「標準答案」，歡迎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一，為甚麼英國人沒有讓香港人有民主？
早在 1947 年，總督楊慕琦已經提出香港的政改。但在那個時空，隨著國共之爭的結果越來越明確，當時的代議政制改革不是沒有風險。從當時的角度，誰知道中共奪權後，會否在 1950 年代透過當時潛伏在香港的地下黨人，以滲透方式一步步接管香港？澳門的情況就是這樣。另外，有人說是接任楊慕琦的葛量洪將政改擱置，但如果翻查當時的立法局討論紀錄，就會見到反對楊慕琦計劃的，其實是香港本地的華人領袖。
在同一個時空，英國其他的殖民地，相繼獨立自治，唯獨香港沒有，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韓戰爆發，香港忽然出現了特殊的戰略地位。可以說，近代香港是冷戰的產物。
有些人說英國人出賣了香港，我認為倒不如從 1970 年代冷戰中後期說起。當時美國為牽制蘇聯，拉攏中共並作出了若干讓步，令台灣失去了聯合國的地位，也令到香港和澳門失去了主權自決的選擇。
究竟英國人有沒有出賣香港？別忘了，1978 年後的改革開放，的確有很多人以為，中國遲早會變；當然看錯的人是絕大多數。其實在 1980 年代，有些香港人是擔心的，也移民海外。但真正令很多人覺醒是 1989 年。只可以說，當時批出的居英權，實在太過「孤寒」；2019 年後的 BNO Visa 救生艇，也算是一種補救。
二，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美麗的誤會；有人以為是為了讓香港人安心接受主權移交的條件，亦有人認為中共後來是公然背棄誠諾。但我認為這個想法是將中共看得太過高尚。
其實在當時的環境，中共需要有一個讓它能夠獲得資本和訂單的窗口，但同時間，中共是絕對不想也不會真正開放自己對社會和市場的操控。所謂「一國兩制」是堵防火牆，保護的不是香港的另一個制度，而是中共最關心的「一國」。
自從中共吹奏自己早晚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香港的窗口角色不再重要，所謂的一國兩制就開始破落。具體的時間我會說是在 2006 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就已經將今日的大灣區概念勾劃出來。
當然，你可以繼續投訴中共不守信，但我認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預期中共會信守任何誠諾。歷史和邏輯告訴我們，極權統治者連身邊的人都信不過，任何人竟然會去相信這些極權統治者的話，絕對是愚不可及。
如果失去了「一國兩制」這堵防火牆，香港是連深圳上海都不如，更不要說甚麼國際金融中心。
三，中共和習近平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戰狼外交，但其實這個風氣是由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之後的「偉大民族復興」才開始。
我的觀點是，中共其實越虛怯，就越要需要用「強國夢」來麻醉自己。另一點就是自從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中共的統治合理性是建立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中共越來越難讓餘下的貧窮人口走向小康，結果就要用經濟以外的手段來維持統治。
話說回來，在中國大陸，澎湃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是單純因為中共的吹奏而成。民族主義就像一種傳染病，當人人都是帶菌者，作為統治者的自然會利用。很多人到今天仍然辯論中共是否共產主義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這種辯論是沒有意思的。聽好了，中共是機會主義，只要有利統治者目前的需要，甚麼都可以拿來供奉，過兩天如果形勢有變，又可以被批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孔子；在文革時期批孔是中共的綱領，到今天需要建立民族身份認同，孔子又拿出來被供奉。甚至乎，馬克斯、列寧、毛澤東等，都是當代統治者用來建立統治合理性的符號，背後代表了甚麼意識形態，並不重要。
還有一點就是，中共用的這些政治圖騰，為了迎合絕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所以往往顯得很膚淺粗糙；畢竟在這個十四億人的神奇國度，太複雜深奧的概念是沒有可能成功影響到大多數人。所以，原始的民族主義，成為了中共最後的寄託。
不論是習近平，抑或曾經想與他爭一日長短的薄熙來，都一樣捕捉到這個方向。所以，其實很多人說中共因為習近平而變得民粹和民族主義，我反而認為是中共為了自己的統治，才有習近平的各種所作所為；假如換了另一個人去做，結果也很可能是大同小異。問題是出在極權統治，而不是個人的問題；自由民主的社會，不一定有偉大的領袖，但封閉的極權社會，爬到權力頂峰的人一定有反社會人格，是喪心病狂心狠手辣麻木不仁的人。
四，中港矛盾和 2019 年抗爭運動
很多人只會微觀地看 2019 年的事，又或者陳同佳案。遠一點的，會記得 2014 年雨傘運動。
但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從事件見到，香港只不過是因為位於中共強大力場的臨界點而被撕裂的第一個自由社會。也是自從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香港才出現本土主義和港獨的論述。某程度上，香港發生的政治現象，也是反映著防火牆後那神奇國度的處境。中共認為香港的本土思潮是甚麼顏色革命，但其實它自己一樣被民族主義情緒所吞噬。
其實回顧 2009 年，不少香港人其實是接受自己同時是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分，就正如現在的我，既是美國人，也是香港人亦同時是維珍尼亞人，當中沒有矛盾的；這也是現代人的常態，一個人可以有多種身份而沒有矛盾。
但自從中共要灌輸「中國人」這個身份，中港漸漸出現更多的矛盾。但其實在過去廿年，中國大陸裡面也在消除各地方的文化和語言，尤其是吳語系的江浙滬，又或者粵語系的兩廣，都有些零星的軟對抗，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只不過是香港的反抗更明顯。
香港人這個身份，其實很大程度上是 1970 年代之後，粵語流行文化包括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等，塑造出今日我們認識的香港文化和香港人身份認同。偏偏由這個時候開始，香港人要面對主權移交和前途問題。我有一個大膽的假設，就是在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裡面，本身就設定了「香港不是中國」的觀念；香港人都很清楚，如果這個地方只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地方，香港也不再是香港。
所以，由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然後 2016 年農曆新年在旺角的衝突，再到後來的取消當選議員的身份，中共國安人員跨境執法、銅鑼灣書店案、肖建華案等，香港人越來越感受到威脅迫在眉睫。2019 年的反送中是最後一根稻草。
從中共的計算，香港的制度如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反而是威脅到中共權力核心的「團結」。尤其是中共作為一個極權統治，最大的難題是權力的繼承和轉移，所以最怕就是內部的分裂。
而每當中共的存在危機意識越強烈，對香港也越高壓。
五，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問題：「究竟美國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去幫香港人？」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太過香港人本位。如今，我既是美國人也是香港人，所以我會從大家的最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捍衛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開始去想；畢竟，我們終歸也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模式可以繼續。
香港被摧毀，只是說明了中共目前所依賴的民族主義，其實只會像病毒般擴散。事實上，中共在世界各地都有統戰工作，尤其針對在商界、學界裡面的華人。另外，中共也有透過社交媒體散布各種「東升西降」的訊息。
可能有人會問：「其實世界各國都會有形象工程，為甚麼要針對中共？」
要知道，中共在國內是沒有制衡的，既沒有權力的制衡，也沒有公民社會和媒體的制衡，結果中共的宣傳輿論，本質上就有一定的分別。說得白一點，在中共的觀念當中，所有關係都是矛盾和敵對的，中共不只是宣傳中國有多好，亦同時間要削弱我們對普世價值的信任。
我認為最低限度，也是最合理的處理方法，就是要一切為中共代言的，以及為中共服務的，都要在日光之下進行。
最終假如有人真的信了中共的一套，不要緊，那是他們的自由；這些人應該移居到中國，就正如我希望生活在自由社會，所以選擇了美國。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讓美國變得像中國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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