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的“全面整顿”是对文革的全面宣战

1975年是文革中特别重要的一年。毛为了让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左派暂时压了一下，要邓主持批一批四人帮，并且罕见地提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的这三项指示给了邓以整顿中国社会问题的余地。但毛在旁边看着邓，看他怎样处理文革。 问：75年出现了文革将尽的气氛，开始谈国民经济了，甚至有的学校初中升高中还要考一考试，能感觉到社会对政治运动的普遍厌倦。 答：自邓回到中央，毛考虑以他来平衡左右势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老套路，皇帝从来都要在朝廷中造成两派，由他来做仲裁者，这叫“驭臣之术”。毛在74年到75年初，几次批评江青。因为江青是文革起家，对治理国家事务毫无常识，而毛是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他现在要“驰”一下。江青不管这一套，不停地在政治上搞些小动作，其实不管江青挑什么事儿，由头都是毛给的，比如批周，批经验主义，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但是江青不知分寸，总想把毛干七成的事儿推到十成，不给毛留余地。而毛总是要留有余地，以便作出改变的。毛在74年下半年开始讲安定团结，但江青依然以斗争为日常工作，惹毛不快，竟然说出了“江青有野心”这种重话。他要借邓来压一压。但是不要忘了，毛在压左派的同时，正考虑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马列那里寻找依据。他让张春桥、姚文元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说法，这就是后来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由来。75年6月21日，毛会见他最好的学生波尔布特，对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波尔布特心领神会，回到柬埔寨，便要搞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他的方法简单，就是杀，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统统杀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剧，把柬埔寨变成了“killing field”，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但他们杀的不是牲口，而是人，其中包括大量炎黄子孙，柬埔寨的华侨。现在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但居然没有人去追究背后的教唆犯是谁。 问：当时毛不仅提供杀人的理论，而且提供杀人的武器，红色高棉的全部供给，武器装备，医药食物，全部由中共无偿提供。 答：对，中共手上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我们再看邓小平的动作。他领导批判四人帮，又适可而止，给毛留了面子，否则深批下去就要涉及文革了。邓对文革采取的方针是绕着走，不纠缠四人帮问题，取得毛的信任和授权，推行他的政治路线。所以他向毛汇报批四人帮时，虚晃一枪，说“政治局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会散会”。毛对他的处理很满意，说“你要把工作担起来”，邓说“我有决心”。所以从75年7月2日，邓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我认为这一段是邓最精彩的一段。要在毛的眼皮底下，把文革造成的破坏一点点恢复过来，又不惹毛的不快，他是使尽全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为他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使的第一招，是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把安定团结、搞国民经济和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地位放平等。这三项指示都是毛的，所以“以三项指示为纲”就稀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话语，这样要安定、要搞国民经济，凡是文革中与此相对抗的势力和做法，一律要整顿。邓的整顿是全面的，在工业上，他抓了铁路、钢铁、石油、煤炭，都实现了生产的大增长，然后他又整顿军队，主要是把林彪搞的那套突出政治的花架子全部打掉。他指出军队的问题是“肿、散、骄、奢、惰”，当时他那句名言“雷锋叔叔不在了”全国流传。然后他在科学界搞科技整顿，让胡耀邦带着李昌、武衡搞科技汇报提纲，大张旗鼓抓科研，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胡耀邦跟着提出来要“刮业务台风”。然后又整顿教育，公开鼓励学外语，学数理化。跟着就是整党，其实他是借机要把文革中进了领导班子的人都清出去。 问：邓这个人真是干才，大刀阔斧，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全面推进整顿，这能让毛不起疑心？ 答：文革后期，我们一些朋友也议论过这个问题。如果邓隐忍不发，大权在握，却一点点地推动，不惹毛的注意，静待毛死后，再大展宏图，是不是更好？从策略上说，可能更好，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而且像邓这么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到国家实在是沉疴遍地，他忍不住了。有人说，邓会错了毛的意，以为毛真心让他放手大干。我倒认为邓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知道毛的关注点从来不在国计民生上，但你好歹说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呀，我就大抓生产。你说要安定团结，我就整党，把派性人物处理掉。但是邓还是低估了毛翻云覆雨的能力和速度。邓冒的风险太大，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向文革宣战，正像我们上次节目中讲过的，毛观察邓行为的中心点，看他一旦大权在握，如何对待文革。因为文革才是毛一生的唯一“创举”。形势突变的起因，是邓向毛转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而毛见信即下判断，“刘冰告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准我的”。火上浇油的是，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汇报辽宁的情况，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注意，毛这时已不出中南海，眼睛也半瞎，每天躺在床上，身边只有张玉凤等几个贴身小女人伺候。他的状况和中国历代封建君王的状况极为相似，只信身边人，对治国的大臣永远怀疑。这谢静宜曾是毛的机要秘书，迟群是毛派到清华去的， 毛远新是毛家仅存的智力健全的下一代。毛的判断当然是依靠这些人的。听了毛远新的汇报，毛断定邓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使出一个杀手锏，让邓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是直接将军，看邓怎么做。结果邓以“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托词，表示自己不了解文革的全过程，无法做这个决议。毛看出邓的本意是不要为文革背书，终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75年底，中共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7、8、9三个月，社会上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正式揭开了文革的最后一场斗争的帷幕。 问：这次毛的指示不灵了，全国都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 答：这正是问题的实质，邓成了一面旗帜，民心党心军心都同情他，对毛的各种非议到处流传，所以有“抓谣言”一事。但毛已把自己放在全国人的对立面上，天怨人怒，文革的覆灭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