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原载于1998年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第3期。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探讨了我们的邻国——蒙古——是如何在最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蒙古和一些平穷国家民主转型的成功也对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即认为民主依赖于经济发展程度的理论，构成了挑战。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同意我们发表此文中文版。
在亚洲北部腹地的一片遍布山脉、草原和沙漠、人烟稀少的广袤地域上，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变革之一正在展开。从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和常识性预期来看，蒙古的民主体制本不应该出现。在1990年蒙古国政权更迭之初，通常被认为对民主化有利的因素，几乎都不存在。蒙古国在开始转型时是共产主义世界中生活水平最低的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可以与之等量齐观。蒙古国严重依赖苏联的援助，其国际经济关系完全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组成。到1980年代，蒙古国95%的贸易是与苏联单独进行的。苏联和“经互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的解体给蒙古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创伤，即使按照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标准，这种经济创伤也是罕见见的。[1]
历史和地理条件并不比经济因素更为有利。直到1990年代，蒙古都没有民主的传统。在蒙古，苏维埃化的持续时间和程度，比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都要严重。1920年代初，蒙古国成为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一党制列宁主义国家。蒙古国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全部冲击，包括强制集体化、任意的大规模处决和对宗教组织的剿灭。蒙古国没有任何地理优势。它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国家之一，远离西方的影响，而西方的影响被许多论者认为对后共产主义东欧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蒙古位于两个不民主的庞然大物之间，这两个大国长期以来一直为争夺蒙古的主导权而相互斗争，几乎没有创造过什么良好的邻国效应。虽然长期的外部威胁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凝聚力，但这通常会更容易催生强人——或铁腕——而不是民主竞争。最后，蒙古国开始后苏维埃转型之时，与其他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在初期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延续。在1990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多党选举中，蒙古的共产党组织——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在大呼拉尔（议会）的430个席位中占据了357个（超过80%）。
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些可能有利于蒙古民主化的结构性或文化性前提条件，但这些条件加起来也不能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从雅典民主时代到孟德斯鸠的理论，再到今天，政治观察家们常常认为小国寡民有利于民治政体。蒙古国的人口确实少（大约250万），尽管它的面积是法国的三倍。然而，从理论上讲，小国当然也有利于维持独裁统治，正如它能减轻管理民主的负担那样。在实践中，民主和国家规模在现代世界中并不紧密相关。[2] 蒙古国几乎所有人都具有读写能力，这无疑是民主化的资产。但在这方面，与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它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例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识字率并不低于蒙古，但在这两个国家，民主仍然付之阙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许多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蒙古较为同质化，但它确实也包含大量的少数民族社区。无论如何，民族同质性与后共产主义地区的民主成就，在整体上并不高度相关。[3] 最后，尽管蒙古人马上提到了他们国家吃苦耐劳的游牧传统所培养的“个人主义”，但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种传统并不总是有利于民主化。事实上，与蒙古的人口状况最相似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是土库曼斯坦，后者同样也是地广人稀，也处于贫困状态，也有游牧传统，但它却无疑是该地区最彻底的非民主政体。
蒙古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化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但无论以那种标准来测量，，它都是广泛的。该国经历了多次权力交接。第一任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Punsalmaagiyn Ochirbat），最初代表人民革命党，于1990年首次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1993年，他离开了人民革命党，接受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支持，并在民众直接选举中赢得连任。人民革命党在第一届议会中构成了大多数，并在1992年6月的选举中再次获得压倒性优势，在大呼拉尔的76个席位（现在席位已减少）中夺得了70个。然而，在199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和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领导的自由派政党联盟——民主联盟，夺得了76个席位中的50个，从而将蒙古人民革命党赶下了台，令国内外的观察者震惊。1997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那楚克·巴嘎班迪（Natsagiyn Bagabandi），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战胜了在任总统奥其尔巴特，表明他的政党并没有完结。
蒙古的民主地位在跨国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在1997年“自由之家”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调查中，只有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得分高于蒙古，蒙古是东欧以外唯一被评为“自由”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大约一半的东欧国家以及除波罗的海国家外的所有前苏联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或“不自由”。蒙古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得分也很高。1997年，它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排名第九，仅比匈牙利落后3分（按百分制）。[4]
蒙古国给研究民主和政权变革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本应”在民主成就方面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平起平坐的国家，是如何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提并论的？
热烈的争论和冷静的妥协
自蒙古国开始政治开放以来，激烈的冲突就经常出现在政治中。然而，对非暴力的广泛认同始终占上风。旧政权的维护者和反共派的领导人，在转型初期的行动都树立了重要的榜样。从1989年底开始，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运动等先锋反对派团体，在其言论和以首都乌兰巴托大规模示威为形式的公开行动中，都拥护非暴力。1990年初，当时处于霸权地位的人民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领导人赞成对示威者作出强力回应，而另一些领导人则坚持要进行妥协。党内的冲突非常激烈。强硬的反多元化主义者要推动做出中国天安门模式的猛烈反应，而一些高层的妥协包容主义者则受到了来自安全部门的威胁。妥协派的胜利确保了非暴力的反应，并导致了1990年7月的首次全国公开选举。[5]人民革命党，当时全国唯一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轻松获胜。
许多当选为新议会成员的人民革命党人是温和派，他们帮助巩固了该党包容派的主导地位。1990年9月，新议会选举了相对进步的达希·宾巴苏伦（Dashiyn Byambasüren）为总理，奥其尔巴特为总统。1991年初，布德拉格查·达希云登（Büdragchaagiyn Dashyondon）接任了人民革命党主席。他是一个家长式人物，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虽然真实，但显然不及他避免与反共派冲突的愿望。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尽管他们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并没有将新的反对党排除在关于新宪法的讨论之外，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辩论，新宪法于1992年1月由立法机关通过。几位著名的反对派人士被接纳进入政府。具有远见卓识的年轻经济学家、当时的自由派民族进步党党魁达瓦多吉·甘博德（Davaadorjiyn Ganbold）成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作出这种选择，既是出于对国家严重经济困难分担责任的意图，也是出于一种普世精神。事实上，在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正如一些领导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人民革命党将经济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甘博德和政府中的其他非人民革命党成员，从而获益良多。尽管如此，妥协包容政策还是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一些有益——尽管并非是完全有意的或预见到的——影响。
首先，这意味着新宪法是在国家立法机构内部的真正审议和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宪法是妥协的产物，这增强了其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制定宪法文件的方式——在充满戏剧性的71天马拉松式会议的辩论中达到高潮——提高了立法机构和代议制政府本身的威信。蒙古宪法与俄罗斯宪法不同，后者体现了单一领导人的意志，并在全民公决中得到批准，而前者则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审议机构精心打造的工艺品。因此，制宪过程本身确立了国家立法机构作为公众意愿表达者的权威性和潜在有效性。
其次，统治者一方的宽容和反对派一方的忠诚，这些准则在初期就已经确立，形成了一个相互保证的良性循环并延续到未来的斗争中。1994年，自由派活动人士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包括绝食，以表达他们对官方腐败和拖延改革的不满。示威者向政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避免了任何挑衅性行动。他们甚至没有要求政府辞职或进行新的选举。据后来成为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总书记的示威活动组织者洛索林·比安巴贾加尔（Losolyn Byambajargal）说，示威者认为1992年的选举无论结果多么不理想，也是合法的。示威者甚至不希望表现得好像在挑战1992年投票中所表现的民众意志。当局方面也作出了一些让步，避免了胁迫。随后在1996年，当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人民革命党时，人民革命党领导人甚至没有考虑要阻挠转移对议会和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对许多媒体机构、企业和国家控制下的其他有价值资产的保管。败选的人民革命党有充分理由预计民主联盟不会对其进行报复。人民革命党没有阻挡权力的平稳交接，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即将到来的地方和总统选举上——并在这两次选举中击败了民主联盟。此外，在巴嘎班迪（Bagabandi）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尽管之前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民革命党忠诚分子，但他表现出了谨慎和公平，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同时在他的追随者中保持了权威。1996年中期以后，作为议会中新的反对派力量，人民革命党在采取了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行动（如为防止达到法定最少人数而退场）之后，采用了更值得信赖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1997年10月策划了一次不信任投票。该动议虽然失败了，但它确实动摇了政府，并标志着反对派在策略上的成熟。
第三，早期的宽容和妥协使得在最初的选举之后立即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成为可能。在这方面，蒙古展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反例。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蒙古是唯一的一个前霸权主义执政党赢得首次选举、但随后发起——或容忍——全面私有化计划的国家。[6]甘博德在1990-92年的政府中主管经济，这使得人民革命党在1992年的选举运动中，把国家严峻经济形势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由派。更重要的是，私有化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自由化和稳定政策远远滞后。但是，甘博德和其他几位改革者的领导导致的结果是，在1992年选举之后，由总理彭查格·扎斯莱（Puntsagiyn Jasray）领导的缺乏想象力并较为保守的人民革命党政府上台之时，蒙古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作为农村经济的主要产品，牲畜所有权的私人份额，在1991和1993年之间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所有畜群的80%。1991-92年，小型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也迅速推进。扎斯莱政府放慢了私有化的速度，在建立市场支持机构方面也做得很少，但并没有让已经实现的私有化倒退。[7] 因此，当民主联盟在1996年上台时，与1994年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和1997年的保加利亚总理伊万·科斯托夫（Ivan Kostov）相比，它不必几乎从头开始进行市场改革。正如广受欢迎和充满活力的现任议会议长拉德那苏木贝尔勒·贡其格道尔吉（Radnaasümbereliyn Gonchigdorj）后来所说，新的执政联盟能够集中精力解决技术性问题，如厘清大型企业的产权，放宽贸易体制，使税收制度和银行体系现代化，以及更准确地计算失业率和贫困率，以便更有效地应对社会失序。
对于民主化的前途来说，最重要的是早期的经济改革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当大的私营部门。与那些在政权更迭时已经有大量私营部门的社会相比，在后共产主义国家，要为政治多元化和竞争奠定坚实基础，私有化是一个更为迫切的要求。在蒙古国的背景下，额尔登·巴特乌勒（Erdeniyn Bat-Üül）对此进行了最好的总结。他是1980年代末帮助发起民主运动的议员和平民主义鼓动家。回顾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巴特乌勒总结道：“我不能说我们为经济制定了最佳方案，但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已经从完全依附中解放出来。私人牧群、私人商店、自由贸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如果没有这些，个人在这个国家就仍然不会有任何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