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经济学家,原浙江大学教授): 我这几年的研究主要在历史上,让我们看看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现代化之路。亨廷顿提出来现代化的过程会存在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甚至文明的冲突。顺着亨廷顿的思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结论。
中国文明早在青铜时代以后就有了“天下”这么一个世界观。在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冲击中国的农业文明之前,中国南北两方的农业文明已经有相当深的融合,这跟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系。中国文明很早就建立起一个大的文明共同体这样一种身份意识,人口基础也非常大,而且这种身份意识在跟北方的胡人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间还不断地被强化。
中国文明跟欧洲和中亚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北方的游牧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冲击。因为地理条件的不一样,北方的胡人面临一个困境,进入到中国比较偏南的地方,他们就要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没办法,因为马也下不来,人也不适应。反过来,中国农业文明往北方扩展的话,气候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北方的胡人在军事上很强大,这就对中国的文明怎么应对外部的挑战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地域广阔,南北纵深大,人口的再生能力强。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明为了应对包括来自外部、内部的威胁,采取了我称之为“空间换时间、人命换天命”的策略。这样一个基本的文明生存策略,实际上也被应用到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中。
有些例子对于熟悉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的人都是知道的。从19世纪太平天国死了几千万人,到20世纪的二次革命也好,或者引狼入室也好,以及抗战的所谓空间持久战,中国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中付出过巨大的生命代价。
到了共产党,它还是坚持了这样一种空间换时间,人命换天命的策略。毛泽东曾经很自觉地和李志绥在大跃进启动之前说,我们准备死1,500万人。具体到最近这几十年,农民工体制实际上也是这个人命换天命、空间换时间的一个具体的展开。当然,中国文明为此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一个最基本的代价,就是正如一句古话所说,叫毁家纾难。把中国文明的基础,我们的农村社会给摧毁了。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会自毁和毁人。这也是亨廷顿忧虑的事情,文明是可以自杀的,文明也是可以互相摧毁的。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的问题并不是是否终结的问题,而是能有什么样的对极权主义的替代方案的问题。这个方案无法只凭意愿得出,这需要我们有新的历史叙事,对人性有新的理解。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解读。我们应该把长时段的历史逻辑、长时段的地缘政治逻辑以及时空逻辑引入到当代的文明和文化的冲突里来。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 我觉得现代化是多维的,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其中之一维。经济现代化能否由独裁专制的体制来推动?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也是可能的。中国有个40年的经济现代化奇迹,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
4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许多硬件,例如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经济总量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问题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党专政体制并没有变化。世界上曾认为,中国模式跟东亚模式的起点不一样,但结果,也就是终点,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随之而来必然会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随之而来,中产阶级会自发要求人权和政治上的参与权,以保障自身利益。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由于东亚其他地方出现这样的过程,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但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民主和自由反而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倒退了。这说明,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拿台湾跟大陆比较,就能看出这个区别。在一段时期内,台湾实行过专制,或者说威权政治。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一直把宪政放在终极目标上。中华民国的宪法确立了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的三阶段。国民党领袖所要求的,无非是由执政党决定,何时根据形势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这个决定权由国民党裁夺。当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同意实行宪政时,政府可以说,这本来就在政府的规划之内。所以,向民主转型,政府既不丢面子,也不会丧失合法性。老蒋没有这么做,小蒋做了,照样得到大家好评,觉得终于兑现宪法的规定了。所以,台湾是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的。大陆就不一样,它由共产党统治,其终极目标说好是要回到初衷,即回到共产党宣言里所设想的世界共产主义的愿景中去。大陆现在急剧地转向,重提初衷,是符合中共党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一切本来就写得很清楚,是有合法性的,是世界误读了。如果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没有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因而是颠覆性的,是非要动用军队镇压不可的。所以,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终点的不同,决定了两种模式的本质的不同。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特别是,中国取得的经济现代化的奇迹给中共续了很长一口气,给了它巨大的合法性。这和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前
苏联起步比中国晚,经济十分困难,人民普遍不满,社会极为动荡,就容易有戈巴乔夫这样的人应运而生,觉得自己的制度一无是处,一直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却无法兑现关于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觉得不如放弃这种又骗又暴的制度。在中国,经济奇迹出来后,中共的合法性大增。
第二点,我认为民主可能跟经济发展的水平关系不是很大。例如印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人均收入比当时的中国还要低。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在推民主政治,它们的人均收入也很低。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已经直逼中等收入的上限,马上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了。但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它反而退回去了。所以说经济发展一定导致宪政民主,以为两者之间一定存在这
样一个先后次序上的必然性,或因果性,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得益于加入WTO后所享受到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欧洲、日本遵守WTO的规则,对中国奉行全面开放,以取得中国用15年的宽限期,将自己彻底改革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诺。欧美的期待是,到时,中国将和它们一样全面开放。中共抓住这个机遇期,即对方全面开放,自己却不开放,打了一个时间差,占了欧美日全面开放的便宜。欧美日,特别是美国,成了中国获得资本,科技,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就业机会的扩张的主要来源。中国本来很多生产要素是绝对过剩的,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是被大量浪费掉的,或者非常低效地使用着的。这是为何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如此低,民众如此穷。但是,WTO要求全球所有会员都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个绿灯一开,中国闲置的巨量生产要素突然被允许进入全世界的要素市场,没有障碍地进入到现存的各种分工体系里面去了,得到了有效的使用,取得巨大的经济增益。虽然世界也获利了,但中国获利更多。所以,中共自己也承认,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这是老实话。
加入WTO之前,中国完成了两大主要的经济制度上的改革,分别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第一项改革关系到所有的农村地区,关系到几亿农民,以及后来涌现的几亿农民工。这就是包产到户。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分给农民,人民公社瓦解了。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种当代的农奴制,反动而残酷。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后,农奴制解散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
放了出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而得以节省出大量的农民。他们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进城、进厂打工,参加到世界分工里去。这就是将近三亿之多的农民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除了劳动力,土地也是高度浪费的。包产到户后,土地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有些耕地可以转移出来,这就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包产到户这项改革的意义十分深远,而且发生在1980年代。发生在1990年的第二项改革,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高达50万家的国营企业被卖给了私人企业家,一下子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盘活了。不久,中国加入WTO,这些企业得以迅速参加到世界分工中去了。
可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后,像这样的关系到整个农村或者整个城市地区的改革反而消失了。我们见到的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在胡温时期,到现在就更加一发不可收,公开变成党指挥一切的体制。换言之,在中国,是党在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如果说改革派对此危险的趋势做过最后的抵制的话,那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们推动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提出要加速发育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性地进行资源配置。这成了改革派最后的呐喊。可是,这个决议马上被各种底线论架空了,决议也就变成一纸空文,甚至变成一个骗局。因为有了这个决议,世界又产生幻想,认为中国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来真的了?真要培育要素市场了、并由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了?这可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或本质特征。可是,就像将中国模式想象成东亚模式的等价物一样,事实证明,
在发出要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呼声,并写入庄严的党自己的决议的同时,世人见到的,却是党国体制的加速完善。期望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中国的资源,不过是人们的又一次一厢情愿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放弃了市场化改革,转而努力在一党专政下,将经济资源全面地向军工倾斜,走一条民贫军强,与发达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共领导下的现行党国体制引起全世界的焦虑。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体制必然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却在扩军备战,对抗世界的民主阵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跟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体制对抗自由,民主体制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讲一讲对未来、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预测。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现行体制对世界的民主、自由事业构成严重挑战,决定联合起来应对。首先,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致否认中国已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以及在这些国家单独跟中国的交往中,它们会拒绝承认中国有权享受市场经济地位。理由很简单。在党国体制中,要素价格是混乱的,并非由要素市场决定。而且,一旦需要,企业是可以得到党国的国库,党库的无底线的资助的,这就使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致命威胁。为此,发达的市场经济会用关税或配额惩罚中国企业的不当行为。中国企业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处境。第二,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然你那么有钱,大量建造兵舰、航母、火箭、卫星、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为什么一转身又自称是个发展中国家,要求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的关税和其他优惠?中国是存在大量的穷人,但是只要制度性的障碍,例如土地公有制,歧视农村人口的户籍制不彻底改革,城乡贫富差距只会扩大。那就请你省下庞大而挥霍无度的军费,维稳费,三公消费,一带一路的乱投资,乱援助,去帮助自己的穷人吧。这本来就是你中共自己许诺了七十多年的事了。以上两项不承认政策,对中国今后长期的
经济发展会影响很大。
我刚刚讲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是靠了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因为其他因素,例如党的领导,过剩的生产要素,人民的勤劳,守纪律,社会的稳定等,在世界向中国开放之前,也是一直存在的,却没有带来经济奇迹,常常只有人祸。对于中共来说,自然是不愿承认发达国家向中国开放这一功劳的。承认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神话如何自圆其说呢?中国奇迹的功劳除了归到中共头上,还能归到谁的头上呢?既然如此,今后世界对中国就不客气了,会实行对等开放。你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也开放到什么程度。既然中国自己的门关得这么紧,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把门也关小,直到对等呢?如果严格对等,中国现在那些完全关闭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网上商机、出版事业、广播事业,艺术,教育,高科技研发等等,发达国家原则上也是可以对等地完全关掉,或关得极小的。
美国正在讨论对TikTok是不是要完全关闭,便是其中一例。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总需求的严重萎缩。这就使三大过剩问题,即产能,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过剩进一步加剧。要解决这三大过剩问题,即使在全世界向中国全面开放的前提下,也要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消化。这也是为何中共一直在奉行一条韬光养晦的路线,准备一百年不动摇。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超级巨型国家,和日本,德国,意大利这类战败国不一样,美国乃至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化这类过剩问题。而且,世界也确实在十分有效地帮助中国解决之中,使中国从一个赤贫之国成长出有将近4亿人口之巨的中产阶级,和3亿之巨的农民工。后者的一只脚已经跨入城市,一半跨入了现代化,是中共自己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在阻碍他们彻底融入现代化。中共现在一边叫板全世界,一边否认现行国际秩序帮助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急着要联合俄国一起予以彻底改变。那世界为何还要通过自己的全面开放,帮助中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呢?发达国家会根据对等原则,推行上面提到的两大不承认政策,逐渐把门关小。
中国最高当局目前最大的忧虑是需求疲软。这种判断还是对的。但是,由于中国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人均收入差和财富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内需决难迅速提升。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对抗又会引起外需的长期不足。内、外需不足会联合发酵,城市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形势一定会每况愈下,使中国今后只能维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共今后利用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左右世界舆论,改变世界政局的能力会逐渐削减。为了继续欺骗中国民众,中共最近忽然提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就是承认搞不了全民,全面的现代化,只能退而追求一党专政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化,也就是城市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相对贫困化的长期共存,成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来,通过发育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是可以逐渐达到城乡收入差的弥合,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后消失的,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的美好理想。可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统治,为了这种可耻的私利,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就被活活葬送了。
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我主要讲一讲如何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最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想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对抗民主化这种需要。这种企图、努力是不是能成功?
我这些年研究民主转型,因而很关注现代化理论。以李普塞特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其核心关注是民主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这意味着,现代化在政治上是有一个符合价值评判的目标的,就是民主化。正是从这个角度,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反现代化的现代化,因为它的目的是拒绝民主化。
现代化的理论产生在西方五六十年代,它的产生实际上与民主在20世纪所遇到的困难有关。大家知道,从1920年代到二战爆发前,世界上发生过一波民主逆潮。很多新生的民主国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意大利、德国,它们的民主崩溃了。后来,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二战以后产生的一些民主国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崩溃了。这又是一波民主逆潮。
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就去探索民主的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此出现了现代化理论。它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是政治的民主对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相当强的依赖性,或者说与经济发展有高度的关联性。
这个观点或者说观察所得,有着政策选择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你想让一个国家民主化,可能要先支持它发展经济。冷战时期,美国支持了不少独裁政权,比如说韩国、菲律宾、台湾、智利等等,就是从这个角度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过了没多久,美国就重启了对华接触的政策。它也是用这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当然,实际的原因要复杂得多。
现代化理论在西方产生以后,对它也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特别不赞成,认为经济的发展未必会带来民主化。我对现代化理论也有一些批评意见。就像刚才文贯中教授提到的,不少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化。这是对现代化理论在事实上、现实上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现代化理论,对于看待分析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在宏观上的走向,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在现代化理论视角下进行探索的学者,从历史经验看,发现中等收入的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民主转型都是发生在这种发展程度的国家,低收入的国家它也发生了。但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向毛时代的倒退,推行新极权主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悲观。但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实际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海外华人学者裴敏欣教授几年前曾在美国《民主季刊》发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今天仍经常有人说中国没有达到实行民主的条件,这种观点可以休矣。
我还要提到另外一点,在过去很多的威权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威权国家需要经济发展来维持自己的支持度或者说合法性。但是经济的发展本身,也会为政权的前途埋下危机。因为经济不可能总是高速发展,经济放缓或者衰退以后它就可能陷入危机。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人们的期望已经得到了提高,人们的价值观也比以前有改进,受到了更多更好的教育,对世界也了解得更多,人们的要求自然就会更高。但当你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和需求的时候,危机就来了。这种现象,斯坦福大学的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把它称作为威权国家、专制国家的“经典悖论”。
其实中国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个悖论。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除他的个人野心之外,实际上也是对政权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危机的一个反应。从宏观上来看,中国正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也是基于这个判断,我觉得习近平的以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来对抗民主化,它大概率是会失败的。
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民主转型。白夏教授完全正确地提到了这一点。民主转型还需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现代化理论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关于这个政治过程的讨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臭名昭著的专制政权,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采取实际行动,也会长期存在下去。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 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今天,摸着石头找民主。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光绪的改革,最后基本上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45年,毛泽东跟黄炎培讲“历史周期律”,他说我们共产党来了,用民主的法宝,可以不会重复过去的历史了。罗小朋说的“时间换空间、人命换天命”,也是这个意思。
之后是“双十协定”,如果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年能够把“双十协定”当一回事的话,搞联合政府,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我快进到1980年,邓小平“818讲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都是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成功。1987年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赵紫阳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按7步走,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共产党一大到
二十大,没有哪一个大会对未来的政治改革提出这样的、可操作的步骤。之后就有了基层民主的大跃进了,卡特中心从1998年到2012年,一直与民政部、全国人大跟进、落实村委会选举、乡镇的人大代表选举和县区的人大代表选举。
到了2006年,温家宝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案,他告诉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理事会主席桑顿,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他看来,一是基层的直选,二是要给媒体监督的权力。村的人要先学会选村委会主任,之后乡镇的老百姓要学会想选乡镇长,然后到县的老百姓能够选县长。县以上应该是变成间接选举。第三,他说共产党应该有法制,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当时桑顿听了非常激动,专门发文说,中国向民主的万里长征实际上是走开了第一步。2009年胡锦涛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实际上也是现在中国当权派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民主是怎么样。2010年,习近平给过大家一个惊喜,即所谓的“习五字”,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后,加了“权为民所授”。我当时记得很多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觉得这是中国进入程序民主的开始。因为授权实际上就是选举了,是一个过程。
当时习的兴趣可能主要是新加坡模式,当然这些后来都放弃了。习近平现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跟之前的报告也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的新东西。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现在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中国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这么多年,卡特中心在中国做的,主要是让大家讨论中国能不能搞政治改革,梳理国内一些政治改革的试点。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能操作的、有序的办法,不要再重复过去一个王朝推翻另外一个王朝的那种模式。从去年10月份的四通桥到后来11月的亮马桥,老百姓发声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说明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在政府的压力下,社会会
不会有更多的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引发中国政治上的变化,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但应该不是短期会发生的事。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民主季刊》
顾问):
1、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共产国家。
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前提。这套理论显然不适合于共产国家。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
都没有依赖这样的前提,尤其是蒙古。当年的蒙古既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没有多少中产阶级,再加上也缺少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可是说转型也就转型了。
2、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源自旧体制的全面失败。
共产国家民主转型的动力,并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是来自旧体制的彻底失败。极权体制下大规模的、残酷的政治迫害从反面激发了政治的自由化冲动,经济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也从反面激发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强大动力。
3、仅就经济改革而论,经济改革是对共产革命和共产党专政的釜底抽薪和自我否定。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宗旨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目的就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中共自己又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所以它顺理成章地推
导出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强化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也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
4、中国如何完成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
本来,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有一个致命的两难困境:如果它坚持社会主义,如果它不敢大刀阔斧地引进资本主义,那么它就无法振兴经济;如果它为了振兴经济而大力引进资本主义,它就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而既然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全部理由就是搞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一旦它复辟了资本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专政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简言之:共产党专政和搞资本主义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共存的。然而,一个六四屠杀,一个92
南巡,中共却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它居然把水火不容的两件事结合到一起了。在中国,居然出现了在共产党专政下搞资本主义。
5、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比大众私有化恶劣百倍,但是在经济上却可以比大众私有化更有效率。
“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也就是说,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私人资产。大致上讲,在实现了政治转型的俄国和东欧等国,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分”,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全体人民每人分一股,即大众私有化。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因此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使得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
中国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由于“六四”,党内的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压制,中国的私有化是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权贵的私有化,成为共产党官员的私有化。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而官员们则摇身一变成了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因为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避免了在俄国和东欧国家出现过的资产的过度零碎化,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6、中国为何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
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输出商品,现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输出资本,这样,有着庞大数量的既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中国就有了巨大的优势,在专制制度下就有了低人权优势,很快就成了世界工厂,而与此同时又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崛起,甚至使得很多原来的发达国家相形见绌。
“六四”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一方面,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而在“六四”后政治高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则被迫选择远离政治、在商言商,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又成了共产党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大资本。于是就有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对自由民主更加敌视更加蔑视,甚至向自由民主制度、向普世价
值公然叫板。
8、习近平上台以来倒行逆施,反而削弱了“中国模式”的某些优势,所以被称为“总加速师”。但要说“中国模式”就此便走向终结还为时过早。
结语:知难行易,知道“是什么”了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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